自西汉至明初，青州一直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很早就开始建佛寺，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即建有宁福寺。龙兴寺在刘宋时期就开始修造，宋元嘉时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称南阳寺，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称大云，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始号龙兴。青州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间逐渐形成为一个佛教中心，寺院兴盛，龙兴寺即为其中代表，从出土造像可以想见寺院规模之宏伟。

　　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窑藏共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以东魏和北齐时期的数量最多。青州地区曾先后隶属于南朝和北朝，南北文化 上的交互影响较为明显，在公元469年北魏占领青州以前，青州长期隶属于南朝，所以在造像风格上与北朝造像有明显的不同。青州地区佛教造像除政治沿革遗留 的影响，还应有不同地区交流的因素。这时海路可以与东南沿海相通，笈多美术通过海路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造像样式的形成与发展。如东晋义熙年间，法显自印度取经回国，返抵青州，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巍敬信佛法，迎接经像归至郡治，留法显一冬一夏，法显所奉佛像自然是地道的笈多风格。

　　南梁时期，南方兴起了以丰满健康为美的社会时尚，大画家张僧繇，便是反映这种审美时尚的代表人物。6世纪中叶，北方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时尚，东魏后期的佛像虽然还穿着潇洒的褒衣博带装，但身体开始丰满了，大衣也变得轻薄贴体。

　　公元550年北齐建立，迎来了真正的中印佛像艺术的兼容期。北齐统治集团坚持恢复鲜卑人的习俗，推行汉人鲜卑化政策。同时，笈多美术样式与南朝张僧繇“面短而艳”的新风格强劲传入，使北齐佛教造像由北魏晚期以来的“秀骨清像”逐渐转变为面部丰满圆润，宽肩鼓胸，身躯敦实厚重，整体气势健壮雄浑的艺术风范。北齐多数造像衣纹疏简，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与面部宁静安祥的表情和谐一致，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衣裾，似乎都能感觉到筋肉的轻微起伏变化。润泽的体面与舒缓下垂的线条，使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气质。形象虽没有大的动态，却仍然可以体察到内在的活力，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感。这种疏洁朗润的风 格使北齐雕刻艺术独具一格，明洁感人。

　　尤其是全身没有任何衣纹的立佛，更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震撼力。这种造像样式无疑来自笈多美术的萨拉纳特样式，但又有很大不同，萨拉纳特近于裸体的佛像，也没有衣纹，但透过湿水的薄衣，人的形体特征显露无遗，肩、胸、腹、腿一切都清清楚楚，符合解剖规律，也非常典雅圣洁，但总感觉太具体、太接近真实的人。而青州的立佛，身穿通肩式大衣，身体表面不刻任何衣纹，紧贴身体的大衣衬托出佛像的宽肩、细腰、宽胯，并没有深入刻画形体结构特征，只是胸腹部微微隆 起，形体感觉流畅舒展。头部丰满，双目略微下视，嘴角内陷含有笑意，神情睿智慈祥，没有石头的物质感，也没有人体的形体特征，单纯、简洁、含蓄，强烈的精 神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所谓宗教感、世俗感都不存在，有的只是晶莹明澈直入心扉的轻虚空灵，这是艺术上的至高境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是中国雕塑史上 的杰作，更是世界雕塑史上的珍品。

　　魏晋以来的佛教石窟造像，基本上都是贴壁圆雕或高浮雕，单体造像碑也大多有背屏。真正能够360°欣赏的圆雕，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与最 好的作品就是青州出土的佛像和菩萨像，这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虽然在形式上借鉴了印度笈多美术的样式，但造型特征与精神内涵完全是中国的。

　　青州龙兴寺佛教石雕造像在艺术状态把握上恰到好处，它把神性信仰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既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纯朴与 温馨；既有严谨准确的造型，又有真实感人、个性突出的艺术形象，在技法上既造型精确到位，又生动潇洒、游刃有余，在精神表现上既植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在 审美格调上清秀疏朗，挺拔劲健，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