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的北魏石窟，有宾阳洞、莲花洞、古阳洞等八个较大的窟和另外四个小窟。北魏时期的洞窟形制，前段主要是继承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如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火烧洞等。后段则是一种方形平面，穹窿顶（雕出大莲花）﹑后壁凿高坛，坛上置主像，在左右壁开凿大龛的形式，如普泰洞﹑魏字洞﹑皇甫公窟等。后一种似乎已成为龙门石窟北魏末期的独特形制。

　　孝文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并迁都洛阳，以南朝为榜样，制定礼乐制度，大力吸收南朝文化。当时的南朝，族和文人雅士在政治﹑经济和上层社会中享有优越的地位。那种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已成为当时流行的风尚。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顶礼。这种风尚在绘画和雕刻领域里的表现，则是讲求“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
　 这一时期的造像，多为面容削瘦的“秀骨清像”。佛多着褒衣博带式服装，衣褶层迭稠密，衣裙垂蔽方台座，或束腰须弥座。菩萨所披的帔帛交叉下垂，大裙下摆两角尖长。飞天动作潇洒，多呈跪姿，手捧果盘或持各种乐器，长裙及帔帛飘向身后，端部多呈尖状。这清丽洒脱的造像风格，更多地得益于孝文帝汉化改革后被推崇的南朝文化。



　　“秀骨清像”的造型风格，起始于东晋时期的顾恺之﹑戴逵，形成于南朝刘宋时期的陆探微。顾恺之的作品留传至今的有摩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到“秀骨清像”的画风和“褒衣博带”的衣冠服饰。南朝刘宋时陆探微深受顾恺之画法的影响。唐张怀环评论他的人物画是以“秀骨清相，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为特征。这种秀骨清像的艺术特色即成为当时所尊崇的风尚，并影响于后代。

　　龙门石窟古阳洞四壁布满佛龛，充分代表了北魏末期贵族社会中崇尚佛教的风气。古阳洞北壁上方有丘穆陵亮夫人为自己已死的儿子造像的铭记，是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这只是高级贵族的私人活动。丘穆陵亮是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及迁都洛阳之举的有力的助手。自丘穆陵亮夫人开始凿造一龛以后，比丘慧成发动之下修成了全洞，并为自己死去的父亲修建一龛。于是，古阳洞就成为北魏高级贵族们发愿造像最集中的一个洞窟。他们在所修造佛龛旁，凿刻上“造像铭”，记录了自己的姓名、年月，及造像的动机。

　　
　　北魏后期，开窟造像的风气风行于贵族中间，各地也都出现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峡（在县城西北九公里，大凌河北岸，共十一窟）是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营州刺史元景所创建，大约是在公元500至520年前后完成的；河南巩县石窟寺（在城西北三·五公里，洛水之滨，邙山之阳）共有五窟。修建时期大约在公元500至530年之间……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大小石窟，因了贵族们的愿景，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宾阳洞的佛像和菩萨像的厚重，古阳洞的菩萨立像的优美，壁龛中佛像的清秀，宾阳洞供养人行列浮雕的构图的紧凑，莲花洞的拱门火焰和窟顶的莲花，以及古阳洞的各种龛楣装饰，也表现出建筑与雕塑表达统一的主题的设计意图。这些都为后世对中国雕刻艺术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完美的样本。

　　此外，书法界的神作之一“龙门二十品”也是借了贵族们的“行为艺术”而诞生的。北魏贵族们当时纷纷依托古阳洞发愿造像，为了记录自己的姓名、年月，及造像的动机，在佛龛旁凿刻了各式的“造像铭”。这些凿刻的字迹，是研究北魏书法艺术的最好的标本。于是被收集编制成“龙门二十品”，成就了书法界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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