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牌坊这东西过去很多见，我小时候在故乡就看到不少，那时不大明白这东西为什么建，有什么用，只知道它是认路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地的牌坊大抵拆得比较早，往往等不到「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破四旧」，早就荡然无存了，原因无非是妨碍交通，有碍观瞻。所以这些曾经被认为很伟大很神圣的牌坊现在是难得一见了。

前不久到皖南的黟县去参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宏村、西递，并顺道往访歙县和绩溪，这里也都是群山环抱中的古徽州属县（古徽州下辖六县，除黟、歙、绩溪之外，还有休宁、祁门、婺源），古建筑很多，民居而外，尤以祠堂和牌坊吸引游客。

这里还相当完整地保存着若干这种贞节牌坊，例如在歙县的棠樾（其地在县城以西六公里）牌坊群现存的七座牌坊中就有两座：一座是「敕建」的「立节完孤」牌坊，为表彰鲍文龄的寡妻汪氏而建，她守节二十年，将儿子抚养成人；一座是「节劲三冬」牌坊，为鲍文渊的继妻吴氏而建，她守节的时间更长，到六十多岁时还主动拿出私房钱来赞助维修鲍氏祖坟。

一个女人在丈夫死了之后不肯改嫁，她有这样的权利；而同时她也有改嫁的权利──这是她个人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改嫁是不光彩的，会遭到舆论的歧视以至谴责，而守节则会得到鼓励表彰，其中的突出代表甚至会得到立牌坊这样高档的荣誉。这样的导向就逼得寡妇非守节不可了。

至于妻子死了之后丈夫再娶，那是天经地义的；妻子健在，丈夫讨一个以至几个小老婆，也是常见的事情。男人在婚姻中不存在什么失节、守节的问题。专门严格要求女人，而宽纵男人，这是什么道德？

当然，保留几座也好。凡是不能再生产的东西就是文物，保存下来让后代看看，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东西，还有那样的时代。

徽州地区过去经商的人很多，男人出门做生意，带领全家在异地安家的是少数，一般人只身闯天下，往往常年甚至几年不回来，死在异地他乡的亦复不在少数，于是寡妇也就比较多。与高大庄严的牌坊相映成趣的是徽州地区古老的民歌，这里唱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调子。其中有一首《寡妇门前多冤家》是这样唱的：

十指尖尖白笋芽，肩挑祭盒手拎茶。

坟前点了一炷香，哭得眼泪湿青衫。

当初劝你嫁给我，日里种田夜绩麻。

偏要嫁个生意客，一封死信捎来家。

你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身子悬在半山崖。

有心帮你把绳解，哎呀呀，寡妇门前多冤家。

可见当时也有人想冲破道德的束缚，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很难，眼前的牌坊就给了人们很大的压力。

商人的妻子更多的是要忍受长期的离别。徽州民歌里写这个方面的更多，主题无非是追求正常人的生活、普通人的幸福。有这样两首，措辞坦率无隐，强烈地反映了民间妇女的心声：

送郎送到庭院前，望见庭前牡丹花。

郎哥啊，寻花问柳要短命死，黄泉路上我也要与你结冤家。

──《送郎》

斜倚门框手叉腰，望郎不回心里焦。

望年望月望成双，单望那床几驮妹，妹驮郎。

──《歌哭词》

也曾经有杰出的思想家对专门压迫女性的伦理道德提出质疑，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大学者、大思想家戴震（1724～1777），他主张「理存乎欲」，反对程朱理学竭力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在著名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戴震写道，宋儒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正；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所以社会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人之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稍后又有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家俞正燮（1775～1840），尤其肯直接替妇女说话，他的《节妇说》、《妒非女人恶德论》、《女》、《妻》、《女人称谓贵重》、《出夫》诸文，议论大为超前。《节妇说》有云：「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则七改矣，妻死再娶，则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襗，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所以周作人对他评价极高，说是「俞君生嘉（庆）道（光）之时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说是智勇之士」（《秉烛谈·关于俞理初》）；又赞扬其人「见识乃极明达，甚可佩服，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于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秉烛后谈·俞理初的诙谐》）。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俞正燮是安徽黟县人，所以人们称他们为清代汉学中的皖派。我到徽州去玩了一趟以后，忽然想起他们的籍贯：休宁和黟县都在徽州的范围之内，于是忽然悟得他们为什么那样肯为妇女说话──这显然同他们在故乡看到过太多不幸的妇女，看到过太多的贞节牌坊不无关系。

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思想家和他们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我自己过去就非常大意，严重地忽略了。

即使是思想禁锢最严密的时代，也从来不曾有过所谓舆论一律。牌坊可以建得很高大很坚固，而思想总是禁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