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牌坊与西方的凯旋门或纪念碑不无相似之处，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是“坊”本身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有含义的“牌”的支撑体，其本身并无含义，不象西方的凯旋门尤其是纪念碑那样，要通过其上的雕刻和形体来喻义。同是一座牌坊，只要把碑上的文字加以改变，就能表达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义北京中山公园的保卫和平牌坊，是从东单牌楼西总部胡同口搬来的，这座牌坊在东单时是在八国联军压力下修建的标志中华民族耻辱的克林德坊，俗称克林德碑，第一次大战后民众捣毁此坊，政府将其石运至当时的中央公园再建成一座牌坊于于985于985985于985，取名公理战胜坊，50年代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以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于是公理战胜坊又成了保卫和平坊。牌坊改名的事是常见的，嘉定学庙前的兴贤坊就曾五易其名，往往随修缮者的意愿来更改；牌坊搬家的事也不少见，如平江府城图碑上的宾兴坊，就是绍定元年(1228)知府赵善瀚从别处移到贡院南的；吴县学庙前的首邦文献坊，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被知县曹汝召移到县治前去了。这些都是由于牌坊具有与西方的凯旋门、纪念碑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是没有这种形体与含义分离的情况的。由此而想到，即使北京的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当时非拆不可，也没有必要拆毁它，如果把它们拆迁至王府井大街及大栅栏、琉璃厂等商业步行街上，既可保存这些文物，又可增加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还可以起到限制车辆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